主講｜盧思岳
整理｜楊禮榕、黃馨儀
從小鎮教師到社運工作者
我年輕的時候是個寫詩的文青，後來從鹿港反杜邦運動之前不久，慢慢一步步走進社運，變成憤青。更熟悉我的朋友，知道我這二十多年來從事社區工作，主要是社區營造的推動。人生第一個大轉彎，就是大學畢業退伍後的第一個工作：高中老師。我任教的中學附近，許多師生們的家鄉發生一個巨變：美國杜邦化工要來設廠。當時我們看到這樣的議題，而學生的週記有一欄要寫心得、感言，每次都抄格言或笑話，我說大家談論、關心一下你們的故鄉吧，我可以跟你們對話。隨便寫一寫、抄一抄的我就寫「閱」；如果真的有討論問題，我會跟你對話。有一些學生寫了杜邦要來設廠這件事，描述鄉親怎麼連署、動員、說明會。隔了一段時間，我把這些師生對話的週記，在鹿港展出高中師生週記的對話實錄。那是我參與反杜邦運動的初期，我把週記放大做海報貼出來，學生們把工藝課的手工藝品拿出來，在一次媽祖廟前的說明會上，義賣捐給鹿港的（彰化縣）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。而折傳單、寫海報就變成我跟范振國兩個高中老師，教書之餘的日常生活；我也在羅大佑唱的《鹿港小鎮》上逐漸變成「憤青」，成為反杜邦運動的核心幹部之一。
接著談「從我愛鹿港到我愛臺灣」。當時我們決定舉辦反公害之旅，聲援在各地環境運動中奮鬥的弱勢者；說服鹿港鄉親，不是只有我們在反抗污染，有很多地方被污染，跟我們一樣的弱勢者正在自救，正在艱苦的奮鬥，我們要去關心一下。
第一個行程就是桃園觀音鄉大潭村的反鎘污染，那天我們被警察圍堵在鹿港福興加油站前面，第一次見識到從德國進口的卷籠鐵刺網從車子裡面拉出來，一直被擋到下午才讓我們出發，光只是反公害的旅行就可以被擋在那裡一個上午。後來也去聲援臺中大里反三晃農藥廠污染、新竹水源里的反李長榮化工污染。以上前兩個過程很遺憾我沒有收存任何影像紀錄，但是一個老戰友一定有，就是粘錫麟老師，他已經在天堂了。我在鹿港認識他，是一個小學老師。他的下半輩子從鹿港反杜邦運動走出去，從此投入環保運動，成為環保弘法師，到處聲援，不是只愛鹿港，他是真的愛臺灣的人。粘錫麟老師也喜歡照相，應該有很多紀錄，不知道留下的影像資料在哪裡，有沒有整理？有時間的話應該探聽一下，把它蒐集回來。
1987年我辭掉教職，成為一個專業社運工作者。老戰友范振國早我半年辭掉教職，去《人間雜誌》擔任編輯，也四處參與社會運動。我辭職後第一個聲援的是鹽寮反核四電廠興建，鹽寮鄉親第一次在鹽寮街頭遊行抗議，被警察攔阻、扯布條。新竹李長榮化工的污染事件，抗議的居民包圍李長榮化工超過半年，我們也進去協助聲援，做田調、辦說明會。我們也參與了救援雛妓的運動，聲援原住民運動：東埔挖墳事件時，我們被圍堵在重慶南路，不准靠近總統府。我跟范振國辭掉教職，新的職業頭銜是「社運流氓」，因為政府都這麼說我們。
後來臺灣勞動人權協會成立中部辦公室，由我擔任總幹事，主要投入勞工運動；並結合中部大學生的學運社團，全力投入各種社會運動。罷工、遊行抗議成為我的日常生活。我們也去新竹聲援遠東化纖大罷工，最後雖然被鎮壓失敗了，24個人被解雇，5、6個人被判刑，卻推進了臺灣年終獎金的常態化制度，對臺灣貢獻很大。遠化罷工創造很多臺灣工運歷史上的第一，包括拉出台灣第一條罷工糾察線。無殼蝸牛運動是1989年的無住屋者運動，我們當然也參與了。我帶著一群大小蝸牛在臺中的現場，睡在當時地價最貴的臺中公園附近。後來投入豐原客運罷工，包圍縣政府陳情的現場，我被霹靂小組鎮壓、逮捕了，一路被打進地下停車場，之後免不了傳訊、判刑。我不知道判決書在哪裡了，但幾年前我突然在爸媽家裡的抽屜，發現一張傳票。有趣的是傳票附註，還要調查我前一年另外幫助勞工訴訟的「帝王皮件案」；資方剝削勞工，不給加班費並且開除，法院竟然要傳喚那些勞工來作證，說我是工運流氓，威脅他們。
行動證言與歷史反思
接著要談我的證言跟反思。第一個是我們支持的環境正義、生態正義，其實就是世代正義。大家不要盼望轉型正義了，台灣沒有什麼轉型正義。以前被判刑的工運人士多的是，也沒有聽到有人要為我們轉型正義一下。我們過去協助臺灣的勞工運動，爭取到很多勞工的福利，督促很多政府不做的事情，尤其明明有勞基法卻不落實。我早年的工運抗爭，幾乎都是爭取本來法律就該保護的勞工法定權益。
第二個證言，希望現在投入環境運動、生態運動的青年朋友們莫忘初衷，要團結弱勢者共同發聲、行動；尤其是不會說話的土地、空氣、河川、海洋，以及萬有生物，當然包括這次要保護的七千六百年的藻礁。
人類只是地球生態鏈的一環，不可能獨自生存，包括新冠病毒也會跟我們常相左右，並且會一直變種。印度、非洲、中南美洲等地區若不能打完疫苗，臺灣打完了也沒有用，它還是會變種、會傳染，我們是世界命運共同體。弱勢者不被保護，最後就是我們自己受傷害。如果我們守不住環境正義、生態正義，在人民中最先受害、受害最大的就是弱勢階級。如同過去的桃園大潭村，或者彰化台西村村民，還有目前在家中染疫死亡才確診者，或因為疫情警戒更難以維生的街友們。像萬華的街友們，現在店都關了，他們連找垃圾桶的機會可能都沒有了。這印證了臺灣的環境問題、生態問題，甚至病毒、疫情，最終都會是階級的問題。所以在人民爭取正義的奮鬥中，要特別提到這一點。
至於在人民爭取正義的奮鬥中，是公部門比較好對付，還是私部門比較好對付？以前在鹿港反杜邦，因為勝利了，覺得政府好像還蠻好恐嚇的，只要我們團結起來，可以嚇它一下，好像公部門比較好對付。相比遠化罷工失敗了，甚至被開除，獲不得正義的平反，還有人被判刑…資本家好像還是比較厲害，他們勾結公部門，可以用警察來鎮壓我們，最後我們沒有要到我們要的東西。但遠化罷工對於臺灣年終獎金制度的常態化，終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現在演進到大潭護藻礁，甚至抗議疫苗、反對萊豬這些社會議題，我從這裡面突然警覺到歷史的教訓：弱勢者竟然喪失了道德的高度，執政者竟然進化得更加邪惡、野蠻！可以污名化抗議者，抹黑、抹紅，像潘忠政老師、蘇偉碩醫師都遭遇到了。執政者用愛臺灣來做情緒勒索，如果批評一下，就說你唱衰臺灣。以前我們罵政府那麼多，是不是要寫一篇懺悔文？以前在社運的時候都罵政府，被寫說我們是社運流氓、有心人士、陰謀份子，也不過就一兩篇媒體報導就過了，還有很多另類媒體、眾多鄉親會為我們說話，知道我們根本一點也不陰謀，因為所有的行動都跟鄉親在一起。可是現在這些幾乎不見了，在網路上充斥著批評政府就是不愛臺灣、唱衰臺灣的攻擊。
政府為了蓋天然氣三接廠，逼著我們說這是替代煤電，說不要三接就要用生煤發電，說這是「環保跟環保」之間的差異。但，潘忠政老師說過，這其實是「污染跟污染」的問題。天然氣會產生甲烷，對地球大氣層的破壞遠遠超過燒煤炭。這也是我們希望告訴年輕一輩的：很多事情完全沒有結束，甚至執政者越學越厲害，越來越會對付像我們這樣希望伸張弱勢正義的人。
最後我的結語是，讓我們用文化、藝術行動，推進粉紅色的社會運動。尤其要先「除魅」，除掉大家心裡面的魅影，必須先打破沉默的螺旋。很多各種奇怪的說法，造成大家都陷入沉默螺旋，不敢講真話，講真話就是不愛臺灣。最後，我們更要爭取公民投票的勝利。潘老師比較沒有得失心，希望由臺灣人民決定，可是我覺得一定要爭取這次投票的勝利，就像當初在鹿港反杜邦，台灣第一次提出公共議題要公民投票決定——當然那時候是狗吠火車，根本是不可能。最後希望要為不會說話的千年藻礁和所有海洋生物們申冤，讓我們一起努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