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位與疫情新常態下的評論自由與民主社會
──專訪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理事長Pawit Mahasarinand（下）
口述｜Pawit Mahasarinand
訪談、整理及翻譯｜余岱融
協力編輯｜盧宏文
在泰國，評論和表演藝術生態的關係如何？觀眾和藝術家在意評論嗎？
泰國有很多回顧報導（reviews），但沒有太多評論（criticisms）。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足夠的評論版面。大部分撰寫回顧報導的作者，無論是實體還是線上、報刊或雜誌，可能僅有一個晚上或兩天去完成一篇文章。如果你要找一篇嚴肅的批評性書寫，真的蠻難的。
在泰國有些製作團隊會確保他們的朋友、同行、評論人和網紅（influencer）來看演出。而他們因為獲邀、被照顧得賓至如歸，可能就會對作品有一些讚揚，然後會在IG或臉書發布一些貼文，當然，並不是所有製作都這樣做。不過我不認為這些回顧報導是一種評論。
回到你的問題，我想要介紹一下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是如何成立的。我們向總會提出申請後，在2012年華沙舉辦的大會上正式成立。我想也是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們更加獲得表演藝術圈和其中專業人士們的認可。在那之前，大家都各自為不同的刊物撰稿，而且只會在演出的預演記者會上相遇。
疫情前，我們每年都會舉辦「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舞蹈與劇場獎」（IATC Thailand Dance and Theatre Award）。頒發的獎項有：最佳劇場製作、最佳舞蹈製作、最佳男性表演者、最佳女性表演者、最佳劇本、最佳改編劇本、最佳藝術指導，以及終身成就獎。這是除了泰國文化部針對當代藝術家頒發的希巴通獎（Silpathorn Award，頒予當代藝術家）之外，泰國唯一的當代表演藝術獎項。我認為自從成為一個團體，並開始頒發獎項後，我們就受到了更多的關注。大家會用這個標籤――這位是獲得「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舞蹈與劇場獎」最佳演出的藝術家，即便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國際劇評人協會是什麼。
（照片提供：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）
我們的預算很少，我們也不像香港分會一樣以此為正職，我們很喜歡和不同夥伴結盟。例如：每年十一月的曼谷劇場藝術節（Bangkok Theatre Festival）──至今仍是最大的劇場藝術節，但規模還是很小、很本土。我們的會員有時會在藝術節擔任評審，藝術節有自己的獎項。另外還有曼谷國際表演藝術集會（BIPAM: Bangkok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Meeting），他們目前聚焦於區域網絡連結，我們某些會員也是他們的董事會成員。
即便我說聯合起來，成為一個團體幫助了評論人獲得更多認可。但同時，當專業評論的出版空間和平台變少，就意味著專業評論人的權力也被削弱。但如果以更全面的光譜和視野來看，這其實是正向的。因為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，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現在每個人在社交媒體上都有（個人）空間。因此，即便有些評論人不會被邀請進行有酬的書寫出版，但現在我們能在社交媒體上撰文，我們可以和其他觀眾分享我們的想法。專業評論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比以前更靠近，這對於民主社會的發展來說是件好事。
（照片提供：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）
就藝術家而言，他們對評論有什麼反應呢？我有幾個案例可以分享。泰國有個專業劇團，他們也有家電視公司，只製作由電視明星、電影明星和流行歌手演出的音樂劇。他們的製作大概可以連演三到四個月，票價很貴，大約3000到3500泰銖。他們有自己的劇院，大概1500席。我看過他們所有的作品，我大部分都不喜歡。2007年劇團的公關代表去找我在《國家報》的編輯，問我的編輯能不能安排別人來評論他們的作品，我的編輯說，沒有其他人了。接著他們又提出了另一個條件：如果我看了他們的演出而且不喜歡的話，有沒有可能就不要寫呢？這個例子大大呈現出：即便在2007年，那個當時應該具有民主特質的泰國，對於評論的基本理解為何。
一個具有批判思考的社會，永遠會歡迎不同的想法，因為我認為，差異產生的辯論與討論會通向民主。如果每個人都用一樣的方式思考，或每個人想的都一樣，那他們可能身在中國，對吧？或是北韓。
還有另一個案例，來自非商業製作的藝術家對評論的反應。有位評論人，她是協會的成員，而她不喜歡某個劇團的作品，跟她的品味不合。當該劇團的導演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我們劇評人獎的提名名單裡，在臉書上發了一篇文，希望可以被取消提名。
上述兩個都是很極端的例子，呈現出一些現象，或是相關人士的態度。對我們泰國分會來說，我們不僅辦理劇評人獎，有時我們會辦對談和講座，以及一些工作坊。綜合而言，我認為評論還是在泰國的表演藝術發展中扮演了某些角色。
近年有許多東南亞藝術家受邀前來臺灣演出，可以說是從政府單位到民間都有一股東南亞熱潮。由於您也擔任臺灣文化部新南向政策的諮詢委員，可以分享您對這個現象的觀察嗎？
首先，我很榮幸能夠和臺灣文化部一起工作。我第一次欣賞臺灣藝術的經驗是1998年看了雲門舞集。當時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參加一個會議，林懷民也在那，隔年我跟他在馬尼拉的另一個會議說上幾句話。2000年，在里昂的舞蹈雙年展，我欣賞了《流浪者之歌》，深受震撼，也在演出後跟他碰面。2009年，雲門舞集在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支持下首次於泰國演出，我主持了林懷民和皮歇・克朗淳（Pichet Klunchun）在朱拉隆功大學的對談。之後，我受國家兩廳院的邀請，在台北欣賞了幾個演出，從此，我有了越來越多拜訪臺灣的機會，也認識了更多台灣朋友和同事。
後來我也發現，事實上，居於泰國的旅外人士中，數量最多的是臺灣人。開始文化部東南亞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後，我有時候會在泰國巧遇我的臺灣朋友們，我也會碰到過去的學生要去臺灣聽樂團演出。對臺灣和泰國人來說，兩地來回非常容易，當然我說的是疫情前。我們其實比我們以為的要更靠近。而且我指的不只是泰國，是整個東南亞。當你看地圖，臺灣可以是菲律賓的一部份，或也可以是東南亞的一部份，真的沒那麼遠。而且我認為這種關注是雙向的。
我目前對於臺灣科學家和藝術家間的關係與合作特別感興趣，臺灣為世界生產了許多最新的高科技產品，任何人電腦裡最重要的零件都是在臺灣製成的。有一天我收到一份禮物，來自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事，那是一副專門為聆聽古典音樂設計的耳機，我當時的反應是：哇！我只有一副多功能耳機，而這是特別為古典樂設計的。我認為要創造出這種東西，同時需要對藝術和科學的熱情，這是我認為臺灣很「臺灣」的地方。
我相信當疫情好轉，我們的交流會繼續進行。這並不只是讓住在臺灣和住在東南亞的人們可以更認識彼此，也因為這個平台，這個南向政策，讓住在東南亞的人們也更了解我們區域中的其他人。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都曾是殖民地，除了泰國。由於殖民的過往，我們和遠在這個地區之外的歐洲有著從屬關係。而我們對自己區域所知極少。
當你問這個問題時，我想到我曾參與驫舞劇場陳武康的計畫《14》，這個作品由新加坡的濱海藝術中心（Esplanade）、印尼的薩理哈拉藝術中心（Salihara Art Centre）等機構委託。由於武康、皮歇、我和臺灣文化部的關係讓這個計畫能夠成形，而這個計畫還延伸到其他東南亞地區、臺灣以及義大利。
政治上而言，奶茶聯盟（The Milk Tea Alliance）非常重要，臺灣、香港和泰國都是其中一份子……這真是個好名稱。因為當你嚐過這三種奶茶，會發現它們其實很不一樣，但它們都為民主而存在，對吧？它們都為了民主而存在，它們過去都在抗爭。我們都在為某些東西抗爭。
新冠肺炎為全球表演藝術環境帶來巨大的衝擊。你對流行病在藝術與文化領域帶來的改變有什麼想法？
身為評論人，我們需要去適應不同的狀況。你需要試著在一個新環境中找到自己，例如在一群新觀眾中，欣賞劇場的新方式中──例如線上、數位劇場──或是到從未造訪的國家或城市參加藝術節，而且你可能不太喜歡，以後也不會想再來了。因此，我認為當你身處一個新的情境，會讓你的批判心智煥然一新。例如，我六月去了羅馬尼亞的錫比烏表演藝術節（Sibiu Festival of Performing Arts）和法國的蒙特波利舞蹈節（Montpellier Danse），我欣賞到來自波蘭的劇場作品、以色列的舞蹈作品，以及其他節目。藝術節就是這樣，你不用專程去波蘭和以色列看那兩個製作，身為一名表演藝術評論人，你有時會有這種特權。但你不是去觀光，在當地或回國後，你得寫評論。因為你是位專業的劇場評論人，你才有機會去那些你從未去過的地方。為了要能夠長久地享受這份工作，我們得去適應不同的情況。
我對於好的或夠格的評論最後一個標準是：我發現某些評論人，特別是年輕的評論人，只寫他們看到的作品，有時忘記這個作品和社會的關係，那個作品演出所在的社會。《捍衛戰士：獨行俠》（Top Gun）這週要在全世界各地上映，但對一個劇場製作而言，即便它可能巡迴到一個又一個城市、國家，但只有在那個特定的時刻，有幾百或幾千人能在那個城市、那個國家、那個晚上欣賞。所以，這代表甚麼意思呢？我看過一些非常好的製作，但我就是看不出來它到底跟當時那個城市、那個國家或那個社會有什麼關係。我認為評論人有責任要讓連結變得清楚。當你為讀者、觀眾把這個連結變得清楚，我想你的評論就會變成別的東西。這不只是關於那個作品，也是關於那個作品如何和你所居的這個城市產生關係。
我們正經歷的數位顛覆（digital disruption）和其影響，我認為還有討論空間，例如劇場是否得要實體發生在觀眾面前。我的預估大概會跟這個問題一樣：「報紙還需要在紙上嗎？」它叫報紙是因為這個詞――在「紙」上的「報」導。我們現在還會在紙上閱讀報導嗎？已經不多了。數位顛覆大約自五、六年前開始，然後我們有了這個新冠顛覆（COVID disruption）。我認為它加速了數位顛覆進入我們的生活，我們得將數位化置入到我們生活的所有事物中。這就回到我們對於評論人標準的討論：適應性。你就是得去適應。就我個人的觀察，許多藝術節同時有數位和實體的介面。對那些能夠去現場的人，他們就能去，但對那些沒辦法去的人，他們則有另一個選項。如果藝術節只有一種介面，對那些想要選擇另一種方案的人，就行不通了。我認為這是我們學到的教訓之一。另一個教訓則是──也跟我們前面對於評論標準的討論有關──比起以往，你得更加思考表演藝術和社會的關係。
（照片提供：國際劇評人協會泰國分會）
就像許多國家處理疫情的專案團隊，是由各個掌管不同社會塊面的政府部門所組成，我們比起以前更加需要去思考劇場和其它生活中的事物，以及和其它藝術類型的關係，因為若不如此，劇場就會變得無關緊要。而就那些堅持劇場必須要是現場演出的人而言，得再去想想，如果另一場流行病來襲，還要讓500名陌生人共處一室嗎？但就那些認為劇場要完全線上化的想法來說，這也不可能。一旦你想想每天、每週你在線上花了多少時間，你沒辦法在晚上或週末，只為了獲得消遣而花更多時間待在線上，這個要求太高了。因此，我認為我們得共同找出其中的妥協。這是個新世界，這是個新常態。